We think, we love

進入社會以後，很少不從結果的好壞來判斷一件事該不該做。 隔離之所以合理，是因為隔離少數的人，就可以讓多數的人避免得病。換句話說，為了多數人的利益，我們可以合理地犧牲少數人的權利，例如自由移動的權利、經營自己生活計劃的權利。 透由暫時沒收少數病人的部份權利，使得多數人的健康得以維持。 但還有另一種思考的方式，就是思考權利的內在價值，思考什麼是正義的本質。 對於正義的一種看法是，我們的基本人權無論如何都不會因為多數人的利益而被取代。換句話說，每個人自己都被當成最終目的來看，而不作為任何其它目的的工具，例如多數人的健康。 從這個角度來看，隔離是不合理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有違正義的。 它看的不是結果好不好，而是重要的價值是否被確保。 這種價值不能當飯吃，但它卻是人之所以為人不能割捨的價值。 然而，我們也無法直接得出隔離是絕對不合理的結論。我們似乎可以主張，如果得到傳染病的人任意行動，造成他人生命的重大危害，導致他人的生命權、自由權無法被確保，那麼任意移動的病人似乎侵犯了他人的權利。由此看來，病人似乎有義務不任意移動。 比較自我隔離被侵犯的權利，以及他人被傳染時導致生命危害被侵犯的權利，哪一個被侵犯的權利比較嚴重。 他人被傳染後如果身體不適，自然就有幾天沒有能力工作，這幾天的收入損失到什麼程度算是被侵犯基本權利，也值得考慮。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暫時的結論，從權利的觀點看，從人是自身的目的而不是促進他人利益的工具來看，隔離只有在傳染病造成足夠嚴重傷亡與經濟損失進而侵犯他人的基本權利時才是合理的。 註1. 促成他人利益跟避免他人傷害這兩件事是否應該分開討論，他們是否造成不同的權利與責任觀。 註2. 正義的論述似乎不會真的只看價值而不看結果，應該要主張價值與結果有某種內在關聯性，這應該會是本文的致命傷。 註3：本文來自於個人FB頁面上發表的文章。

今天看了兩篇評論過去台灣的議員罷免跟四大公投的短文，有幾個主張我想要簡單地從「主權在民」的角度來回應： 第一，有人主張專業問題不應該公投，而應該由專業人士做出決策，例如核電廠是否關閉、是否應該蓋天然氣接受站、美豬是否應開放等等。因為一般民眾在生計之餘，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資源對正反方言論進行研究，並且判斷得比專業人士更好。有的其它觀點會主張科學問題應回歸科學，不應該公投。 針對專業問題應該由專業人士來判斷，我完全贊同，但從「主權在民」的角度上，人民無法對這些專業問題進行公投是站不住腳的。我經常提到，國家的權力之所以可以用來管理人民，是因為人民的授權。國家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人民的授權。(註1) 因此，禁止人民就專業問題進行公投是不合理的。人民始終擁有這些權力跟權利，我們只能儘可能設計更好的教育環境、公民討論的環境、更中立的媒體等等。還有一些其它基於實務的策略性理由，例如避免在野黨惡意干擾執政黨的施政，或者是避免受到中國資訊戰影響台灣的國際關係等，我認為它們都有道理，但我會認為這是由於台灣的民主建設基礎不夠穩固所導致，也許台灣公民跟討論的環境還無法成熟到可以對專業議題進行公投，但是終究是要開放的。 此外，縱使專業人士代理人民做出最終決策，最後成效好或不好，代議士還是要對人民負責，那人民最終還是需要去判斷這些專業問題處理得好或不好，因此專業人士終究必須向人民以較簡單的方式說明與溝通其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再由人民來判斷代議士做得如何，這點是躲不掉的。 另外有人主張科學問題應該由科學來解決，而不是由民意來解決。從實務上這很有道理，但就「主權在民」的角度上，這個理由仍然不能阻止公民針對科學問題來投票。我指的科學問題不是指太陽會不會從東方出來這類問題，而是指我們應不應該進口含有萊劑的美豬這類問題。此外，就激進一點的角度來看，我不認為存在所謂純粹的「科學問題」，我認為這是一種科學視角的綁架，因為很多問題通常也是政治問題，例如美豬之所以要進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台灣能夠加入國際市場或者不希望台灣在國際市場上食言，因此這個問題不單純是科學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既然它是政治問題，人民也就可以透由提出政治理由來支持或反對。 不僅如此，所謂的「科學問題」同時可以從價值觀、對生活的信念甚至是宗教觀點來檢視與討論。我們沒有理由禁止這些觀點出現在公共討論的場合，也沒有理由禁止人民基於價值觀作...

最近朋友聊到，有人認為，不說閩南話就是不愛台灣，此言過份了。他說，愛台灣也不一定要用說閩南語的方式來愛。 語言非同小事，不會說某個語言，可是會引起殺身之禍的。《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裡面提到一個舊約聖經故事《士師記》。故事大體是說，基列人守在約但河的河口，遇到不認識的人，就請他說出「示播列」，但法蓮人的咬字說不清楚這個詞，便會被認出殺死。 一種基進的台灣主體觀認為，兩蔣政權是殖民者，原本說閩南語、客家語、日語的台灣人是被殖民者。因此，閩南語，客家語是本土語言，是台灣人才會說的語言，華語則是殖民者的語言 (請容我字數有限只能談到閩南語)。在此一觀點下，閩南語成為分辨敵我的語言，會說閩南語，是自己人，不會說閩南語，是殖民者。比較好的狀況，是指著閩南人族群自身在說的。身為閩南人的後代不會說閩南語，如同祖先交給你的信物遺失了，信物遺失，彼此就相認不出來了，猶如異族。 不講兩蔣政權，就來說說中國。閩南語也是分辨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信物之一 (我們似乎只能忽略某些會講閩南語的中國省份)。兩個東西要分開，就必須強調彼此的特質不同，才能做出界定。有的人一把抓住閩南語和閩南文化，做為某種台灣人的特質。語言跟文化是一體兩面的，閩南文化必須在閩南語的語境中才能表現出來，沒有了閩南語，閩南文化也會失傳。其實不是不能理解愛台灣要儘量說閩南語，要保存閩南文化。閩南語與閩南文化的確是台灣人的文化資本之一。但是當閩南語被拿來用來分辨敵我，用來分辨「愛不愛台灣」時，就走進了一種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這種「台灣民族主義」以閩南語和閩南文化作為燃料，升起熊熊的台灣精神大火，每個人以身為閩南語與閩南文化的參與者為榮。 但這種狹礙的「台灣民族主義」沒有考慮到原生家庭不說閩南語的族群，沒有考慮到台灣是四大族群融合的地方 (加上新住民應該要算五大族群了)。考慮到不希望被中國的文化同化，也許台灣還是需要民族主義，緊抓住自己的特質 (支持世界主義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或許可以參考「憲政民族主義」，意即，在台灣的土地上，適用台灣憲法者，都是同一個國族的人。這種「台灣憲政民族主義」至少是比較寬廣的，只要你說的是法律明定的「國語」(可能還要加上新住民的語言)，只要你住在這塊土地上，適用相同的憲法，共享一部份相同的文化，就是台灣人。人們以熱情待客為榮，民主自由精神為榮，以台積電的晶片為榮，以生物科技技術為榮，以...

今天從我媽那邊得知COVID-19確診與居隔者不能參加投票，頗為驚訝。單就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這有不合理的疑慮。 投票權的分配若是公平的，則不應受到偶然的確診特徵影響。這話怎麼說？ 如同自由主義哲學家John Rawls所提到的，利益應該受到正當性的約束，而不是利益愈大就是愈正當的。今天一個人在公平的前提下應該得到什麼，但卻因為社會整體的更大利益而被取消，這是不正義的。而一件事是公平的，指的是一個社會分配--包含各種權利與責任的分配，不應受到偶然的特徵影響，例如身份地位、個人財產，而我認為COVID-19確診與否，也屬於此一範圍內。因此，偶然的確診，不應影響到投票權的分配，否則將是不公平的。 但是，保障投票權會不會跟人民的生命權互相衝突？此一問題的確有必要進一步去考慮它，或許有可能透由保障生命權證成確診者無法投票的合理性，這點我暫時還無法回應。 以下分享關於此一議題的各方說法，供大家參考評估： 確診禁投票無違憲.估影響30萬人 按縮短隔離 確診投票重罰百萬 國際特赦組織：不應為防疫侵害人民權利 確診與隔離者投票權引爭議　分流投票或成解方 立法院：防疫期間如何保障公民之參政權

頂大理工科不參採國文成趨勢 教授憂：先衝擊學習意願 個人點評： 1. 如文中所說，國文教育其中一個目的在於訓練邏輯思維表達能力。若是如此，這需要回頭審視國文的考試出題方式以及教學目標，訓練學習閱讀長文、分析長文、書寫長文的能力。理解文字以及運用文字是一個特別的技藝。另可參考瑞典高中的基本學科教育是為了培養青年參與公民政治活動而設計， 2. 今天看到一篇反對國文能夠提升人文素養的文章，理由是人文素養是西洋來的概念，中國文化本來就沒有這樣的東西。不過，這個論證實在過於薄弱：必須先說明「人文」的概念是什麼，其本質為何，以及國文教育有哪些方面的內容，才能夠進一步討論國文教育是否具有訓練人文素養的功能。 3. 國文科目的內容為何，事實上應當相當廣博。從閱讀表達的實用功能、藝術與情意取向的文學向度、增加國家認同感的本土文學 (這通常跟政治與歷史有關)，還可包含中國哲學儒道思想，更可以跟符號學 (某個場景代表什麼意義) 、心理分析等等學問結合。是過去的教學把國文刻板化了。 4. 人文的概念需要與古希臘的博雅教育、德國近代國族的人民品格薰習，甚至是全人教育做一連結。就我狹礙的認知，人文教育的重要精神應在於，培養人民有關價值、是非、審美等知識的認識與思辨。借用康德的話來說，理科處理的是「我能夠知道什麼？」的問題，人文科目處理的則是「我應該做什麼？」以及「我可以希望什麼？」的問題。 註：本文來自於個人FB頁面上發表的文章。

老實說我在還慢慢思考18歲可否投票這件事，很少看到有人拿出來討論。我的直覺是支持，不過還在想合理的理由為何。 過去聽過支持的論點，是主張年輕人及早練習參與政治事務。這樣的想法比較接近約翰．彌爾的觀點，應該讓人民參與政治事務，人們才會把國家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並且參與政治事務能夠提升人民的公民素養 (或者稱為與政治事務相關的美德不知是否合適？)  而反對的觀點，則認為年輕人沒有社會經驗，怎麼會有能力思考政治的事？這即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雖然那個時候沒有代議制)。亞里斯多德主要是從實踐智慧的角度去看倫理與政治的討論，他認為年輕人可以很早就理解數理邏輯的知識，但是無法真的理解倫理與政治的知識，因為後者需要實務的參與，否則只是一些名詞上的理解。 近來我看到有的高中公民老師的課也相當用心，在課程中帶入公民實際會遇到的社會問題以及實際資料加以探討 (例如住房問題等)。我想在網路文字媒體與電影等素材的幫助下，應該能夠讓高中生也能夠對一些社會問題感同深受，再進步一切入資料的探討。 若是如此，18歲年輕人投票的結果如果要對社會有幫助，應該要有適度的課程搭配才會比較好。以上是一種只看結果不看「是否正義」的論點。如果要探討18歲的年輕人是否為公民，有沒有侵犯權利，以及是否有「不正義」的問題，則又要另外討論。 在此稍微提及一個點，如果我們把政治事務視為一種自由、自主、理性的個體之間的契約訂立，則年紀過小的人之所以不能投票，至少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不符合自由、自主、理性的條件。因此，如果18歲的年輕人已經符合這樣的條件，身為本國國民，應該自動歸入契約訂立的團體成員 (為什麼？因為國民應擁有自治權利？)，若剝奪他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 (包含投票權)  是不正義的。 註：本文來自於個人FB上面發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