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Martha C. Nussbaum的〈憤怒與寬恕〉

    當我們受到他人行為的傷害時，我們可以選擇憤怒或者寬恕，而這兩種處理方式也有各自的支持者與觀點。Nussbaum在他的〈憤怒與寬恕〉中站在未來福祉的角度，試著論述無條件的慷慨是一種更好的處理方式，其次才是有條件的寬恕，而憤怒則聚焦於過去，無法為未來增進福祉。

    當我們受到了傷害，通常會感到憤怒，接下來則直覺地想要進一步進行報復。Nussbaum提及人有兩種報復的觀點，一是認為報復可以恢復所受到的傷害，二是認為自已的地位因傷害受到貶損，進行報復則可以降低他人的地位。前者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因為不論如何進行報復，已受到的傷害已經無法挽回了。後者雖然有道理，但始終是聚焦於過去，無法向未來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做法。

    那麼有條件的寬恕如何？Nussbaum回顧了猶太教、基督教的文本，認為有條件的寬恕仍然不妥，被害者站在道德高地，而傷害者必須貶損自已的人格，訴說自已有多麼糟糕不堪，並請求原諒。之後被害者必須放下憤怒，原諒傷害者。這是一種交易式的寬恕，它的問題就在於，這種寬恕是以他人人格的貶損做為代價。如果將之運用在生活中，被害者甚至有可能強制要求他人道歉以做為寬恕的要件。

    Nussbaum同樣在猶太教、基督教的文本找到最佳解方：她稱為「無條件的寬恕」或者「無條件的愛與慷慨」。受害者未經過憤怒的情緒，也未要求任何寬恕的條件，僅僅是憑著愛與增進未來的福祉而選擇原諒。就如同她在書中提到的故事，一位父親的兒子離家後把財產揮霍一空，當他再次回到家時，爸爸並未生氣或有任何責備，僅僅為了尋回兒子而高興。我們也許會覺得這種無條件的寬恕太過理想化，但稍後會再藉由南非曼德拉的經歷說明，這種處理方式的確是對於未來的展望最有幫助的一種方式。

    難道憤怒完全錯誤嗎？Nussbaum說，憤怒是一種警訊，告訴我們發生問題了。憤怒也代表著某個價值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憤怒若僅僅關注在過去並進行復仇，則是錯誤的；但若我們將憤怒轉化為增進未來福祉的行動，例如改變教育、法律、行政體制、社會福利等，則是合理的。

    接下來Nussbaum的進路是把我們的生活領域分為三種：親密領域、中間領域以及政治領域，並論述憤怒、報復、條件式的寬恕、無條件的寬恕分別會產生什麼效果。

    親密領域是家庭的領域，包含親子、伴侶以及自已與自已的關系。以伴侶關系為例，雙方爭吵到底是誰先犯錯是無益的。Nussbaum不贊成把自已的憤怒挖出來並予以消解的方法，她認為這麼做有可能使憤怒無法消解，她進一步提倡建立自我價值的方式：人會因為自已的無助而透過憤怒取得控制的感受，有的人甚至是為另一半而活，完全沒有自已的生活、興趣以及社交圈。若要從憤怒與爭吵中走出，建立自已的生活領域來增進自我價值是一個好的方法。

    中間領域是指我們面在職場上面對不是太熟的人，或者公共場域中的陌生人的領域。Nussbaum認為在這個領域中斯多噶主義的處理方式不錯：這些人都只是過客，我們不必放入太多感情。對於這些不重要的人與事，我們不必感情用事。Nussbaum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受到了他人的傷害，最好的方法是交由法律來處理。

    政治領域分為「日常的正義」與「革命的正義」兩篇。「日常的正義」討論的是我們應如何對待社會上的犯罪者？應報主義合理嗎？其中一種最有說服力的應報主義的觀點是：如果我們不對犯罪者進行責難，就會違反法律自身所重視的價值。Nussbaum認為，這個觀點有其政治面的合理性，但是，對犯罪者進行責難不該是為了懲罰過去，而必須要使犯罪者不會再犯才是合理的。Nussbaum提到Braithwaite一個很有意義的社會研究，對象是年輕的掠奪犯，Braithwaite透過中介說服，使得社區的居民能夠採取行為者與行為分開的角度，把犯罪者視為一個有價值與尊嚴的人而願意重新接納他，並透過被害者的現身說法，向犯罪者表達自已所受到的傷害。這種會議也會邀請親友、老師以及社區上有名望的人出席，最後犯罪者完成道歉的「儀式」，願意遠離所犯的罪行並接納社會的規則。這是一個嶄新的做法，重點在於不透過羞辱或者汙損人格的方式使犯罪者能夠重返社會。(但Nussbaum認為這個做法最大的問題是，由於執行此方案的人並非政府或司法機關，將有私下處理犯罪行為的問題)。

    「革命的正義」一篇則提及三位對抗不正義的革命人物：甘地、金恩與曼德拉。甘地的主張是不憤怒與非暴力，透過堅定、和平的社會運動公開展現印度人民的價值，而非私下、隱藏的報復攻擊。金恩與曼德拉則認為，暴力在必要的時候有其功能性，如果為了完成正當目的必須使用到暴力的話，但並不鼓勵。金恩在黑人人權運動當中，妥善處理了民眾的憤怒問題，不正義的揭示使得人民感到憤怒並挺身而出，但憤怒很快地就得到轉化，透過遊行等社會運動轉向未來願景的展望：建立一個人人皆平等的社會。曼德拉則在監獄長期的監禁當中學習了斯多噶主義的精神，深深了解不憤怒的重要性。南非有著非常嚴重的種族隔離問題，曼德拉並不將白人視為敵人，反而把白人看做未來要一起合作的朋友，他的言談之中相當重視對方的人格與尊嚴，並認真學習了南非白人的文化與歷史背景，最終在他與白人的相處當中使得白人解除了恐懼感與心防。南非的國歌即是其中一個美談。南非原本有兩首國歌，黑人唱的是「天祐非洲」，而白人唱的是「呼喚」。在政權轉移的過程當中，曼德拉說服新政權不要把「呼喚」拿走，後來大家在各唱各的國歌當中，最終轉變為混曲的方式，先從「天祐非洲」唱起，再轉到南非白人語的「呼喚」，最後在英語的新歌詞當中作結。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金恩或曼德拉，他們都把過去傷害他們的人視為未來要一起生活、合作的朋友，這是一種無條件的寬恕與慷慨。

     筆者認為，綜觀來說Nussbaum以理性、展望未來福祉的角度提倡無條件的寬恕，並拒絕憤怒與報復，特別是反對報復進入法律當中。這確實在解決問題的層面很有說服力，最終也提出了三位革命人物(特別是金恩與曼德拉)以不憤怒(或轉化的憤怒)與非暴力的革命成功做為堅實的事證，但Nussbaum似乎忽略了人的心情轉換與修練是需要方法跟時間的。人並無法從平時習慣的憤怒情緒、以及直覺上很有服力的報復行為轉換到理性的思考與行動。生氣的時候是無法講理的，什麼時候能夠消氣也很難說，相信大家都有這方面的經驗。或許這也並非Nussbaum要處理的哲學主題，而是心理學要去處理的主題。如同曼德拉，他長期被關在監獄時，透過沉思修練了他的心性。筆者認為， 如同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一般，道德是一種實踐與練習。若要減短憤怒的頻率、時間以及增進自已的慷慨，增加自已在緊張衝突狀態的處理能力，除了理性的論證之外，還要透過方法加以練習。不論是東方的儒、釋、道，或者是西方的亞里斯多德、伊比鴆魯、斯多噶主義所提供的方法，我們都可以依自已的傾向選擇其中自已贊同的部份進行練習，以期達到心性的轉化。一同共勉之。